唐代城市酒楼的社交空间功能

唐代城市酒楼众多,不仅是唐人饮酒之风的表现,更是唐代生活方式及社交方式变化的反映。唐代城市人口的流动性增大,流寓在外的人士的社交空间开始转向了公共的场所,可提供酒食的酒肆、酒楼成为适宜的社交空间场所。酒楼不仅成为朋僚加强交往相聚会宴的地方,也是各式人群汇聚交集的公共空间。酒楼发展成为社交的公共空间是唐代城市庶民阶层开始兴起的表现和结果,他们的财力不足以在家内举办较大的宴饮活动,酒食、酒具齐备的酒楼恰为这一阶层的人群提供宴集的场所。     

专业关系中保密原则的运用

在社会工作实际实务中,当社会工作者预见案主近在咫尺的伤害,或者对他人的人身、财产造成严重伤害时,很可能因为某些"迫不得已的专业"理由,违反对案主的保密原则,透露案主的隐私。工作者经常面临既要顾及和案主的专业关系又要遵循保密原则的两难局面。本文将在具体的情境中,探讨在专业关系中,社工遵循保密原则产生伦理困境的原因,引导社会工作者用社工的价值观分析伦理困境,帮助读者思考伦理难题的解决办法,丰富工作者实务经验。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浅析——以老子和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为例

目前,对于老子的辩证法和西方辩证法的比较文章很多,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老子和赫拉克利特的对比,其次是老子和黑格尔的对比。其中以老子和黑格尔的对比更多也更充分,原因在于老子和黑格尔的作品较为完整,思维体系更具体和连贯,而赫拉克利特没有完整地作品传世,其思维体系只能在他留下的只言片语中寻找,很难进行系统的分析和对比。但是从时代和朴素辩证法本身来讲,把老子的观点和赫拉克利特的观点可比性更强一些。原因是两种思维产生的土壤更接近,更容易看到产生两种思想的思维方式的差异。     

赵树理在文学史上的独特性述略

赵树理以"农民作家"著称,他开创了通俗化、大众化的创作风尚,创立了新的小说形式——评书体现代小说形式,其独特性毋庸置疑。赵树理在文学史上的独特性具体表现为:一是"文摊文学家"的矢志不渝与孤寂落寞;二是作家中的农民,农民中的作家;三是文学家中的民间艺人;四是文学家中的社会学家、政治家。特别是他作为"文学家中的民间艺人,文学家中的社会学家、政治家"方面,目前研究鲜有详述,值得深入探究。     

近代边疆问题中的“国际因素”:以民国时期的新疆为中心的考察——兼评《民国时期的英国与中国新疆》

近代边疆危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在中国蔓延,这既是中国内部窳败、政治失序所致,也是工业革命后西方列强主导下的国际政治秩序演变所致。近代中国边疆问题的复杂化与国际格局的演变存在着密切的内在因果关系,既是帝国主义列强全面入侵中国的重要表现,也是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之结果。列强这一"他者"的侵略,一方面使边疆危机日趋严重,一方面也刺激了国人的民族觉醒,国人的主权意识不断增强。地缘政治是列强在中国边疆地区博弈时考量的重要因素,民族与宗教问题则成为列强利用其以干预中国边疆问题时的重要方式。对这些千年未有之变局下的复杂面相,应有深层次的梳理、分析与诠释。     

六朝志怪小说“奇”特性审美研究

六朝志怪小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好"奇",这种特性不仅仅表现在书目和内容上,它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学内涵和美学价值。本文主要从探寻作家收集记录这些怪奇灵异之事的审美标准和原因的角度,以窥六朝时人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趣味。     

新视角下的宗教概念与宗教理解

宗教是在特殊情境中由人神互构、圣俗交织而成的一种客观社会建制。宗教表面上以虚幻而又虔诚的方式诉诸神灵,本质上却仍然运用人类自身力量追求成功、趋向完美。宗教经历了魔本主义、神本主义和人本主义三种样态,是由情境、资源、结构、行动四方面要素建构起来的一种特殊社会活动有机体。"神"应该是宗教文化中与时代精神相协调的所有超越性与肯定性,是宗教文化中一切有益于人类自身、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发展之精华的指代名词。     

论唐诗语言研究对辞书编纂的意义——以白居易诗歌为例

随着汉语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唐诗语言研究亦逐渐得到重视。不过,从总体上看,其研究仍显滞后,这直接影响了大型语文辞书的编纂。以白居易诗歌为例,其语言通俗、语料丰富可靠,且出现了大量新语词。这些语词或可增补《汉语大词典》未收词目,如＂分诀＂、＂荒狂＂、＂静尽＂、＂寄问＂、＂妓席＂,或可添加其未收义项,如＂第一＂、＂大采＂、＂破漏＂,或可为其提供或补充书证,如＂騃童＂、＂道程＂、＂肝家＂,或可纠正其不确释义,如＂故故＂、＂轻欺＂、＂饶＂、＂新蝉＂、＂云碓＂,因而在唐诗语言研究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郦道元撰著《水经注》之因探析

关于郦道元撰著《水经注》的原因,学界只有只言片语的触及,尚缺乏专题探讨。郦道元撰著《水经注》之因源于自己的地理情结与学术追求,即在于他钟情于地理,深爱于山河;补救《水经》粗陋简略之失;勘正《水经》等前人地理著作之谬误。     

色染众生知哀苦——论日本“物哀说”与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情与欲

日本在汲取汉文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属于自己的文学理论,也就是本居宣长的"物哀说"。虽然本居宣长将其作为日本原创的理论,但实际上,它深深受到中国文学理论的影响,尤其是魏晋时期的宫体诗以及晚明至清朝时期以情、欲为主的文学变革。本居宣长所谓的"物哀",实际上是抛弃了伦理化和社会化的主题,强调主情和个人主义的感物兴叹。